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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合同管轄條款怎么約定才不會無效?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自修訂后,就有觀點認為其實質是將金融機構對個人提供的所有金融服務都納入了保護范圍,司法實踐中也確實出現了銀行和保險領域的投資者被認定為金融消費者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案例,但對于信托行業,信托投資人能否認定為消費者并直接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司法實踐中一直沒有判例出現。作為信托行業的從業人員,筆者對此始終保持關注,最近成都法院的一份判決似乎對信托領域的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做出了認定,這是目前能檢索到的首例確認信托投資人是金融消費者的案件,下面我們對該案例進行初步分析,供業內人士參考。

     

    一、案情簡介

     

    舒某購買了某信托公司的證券投資類信托產品,該產品聘請某證券公司為其進行推介,同時擔任該信托證券經紀商。信托合同約定了爭議解決的管轄法院為合同簽署地(北京西城區)法院。

     

    后舒某以營業信托糾紛為案由將信托公司、證券公司訴至證券公司所在地成都市某區法院。信托公司應訴后向法院提出了管轄權異議,成都法院認定舒某為金融消費者,且信托合同關于管轄的約定屬于格式條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民訴法解釋》”)第三十一條的規定:“經營者使用格式條款與消費者訂立管轄協議,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請消費者注意,消費者主張管轄協議無效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由于信托公司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證明其采取了合理方式提醒投資者管轄協議,因此信托合同中的管轄條款無效。被告之一的某證券公司住所地在成都市某區,故成都市某區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一審裁定駁回了信托公司的管轄異議申請,上訴后,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法院的裁決。

     

    二、爭議焦點

     

    就本案而言,消費者的認定、管轄條款的效力是核心爭議焦點,此外,還涉及到投資人能否在一案中同時起訴信托公司及證券公司、證券公司(非信托合同當事人)是否受管轄條款約束等問題。限于篇幅,本文僅就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展開分析。

     

    筆者認為,信托合同的管轄約定條款是否適用民訴法司法解釋第三十一條規定,應當首先判斷是否符合兩個前提:1、信托投資人是否屬于消費者?2、管轄條款是否屬于格式條款?

     

    (一)信托投資人是否屬于消費者?

     

    1、什么是消費者?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關于消費者的表述十分明確,即第二條:“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因此,因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主體屬于消費者。主要體現在第二條和第二十八條。

     

    2、什么是金融消費者?

    目前尚無法律或法規對于金融消費者進行明確定義,散見于以下法律規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八條是關于“金融消費者”的最直接規定:“提供證券、保險、銀行等金融服務的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經營地址、聯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者費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項和風險警示、售后服務、民事責任等信息。”

    此外,《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81號)以及20151224日,最高院審委會委員楊臨萍(最高法民二庭庭長)在《關于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具體問題》的講話中,也有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相關權利義務的規定。

     

    3、信托投資人是否屬于消費者?

    信托公司作為金融機構發行信托產品,投資人認購信托產品份額。無論是在上述指導意見還是在最高院相關人士的表態中,將信托投資人認定為金融消費者似乎是題中之義。

     

    但是,根據《信托法》、《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信托投資人又分為自然人投資人和機構投資人,是否所有的信托投資人都屬于消費者?

     

    筆者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的消費者認定的前提是“為生活需要”,如果將自然人投資人投資信托產品認定為生活需要還說得過去的話,機構投資人投資信托產品的目的僅為營利,將其認定為生活需要就十分牽強了,因此,自然人投資人屬于消費者,機構投資人不屬于消費者,此外,如果是委托人自擔風險的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俗稱“通道業務”),委托人自主決策、自主盡調并自擔風險,委托人一般是有權決定信托合同管轄地的,因此,通道信托業務的投資人即使是自然人,也不應當認定為消費者。

     

     (二)《信托合同》中關于管轄的約定條款是否屬于格式條款?

     

    《合同法》第39條第2款關于“格式條款”有十分明確的規定:“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

    信托實踐中,除單一信托外,集合信托涉及多位投資人,為確保公平對待每一位投資人的權益,且為便于未來訴訟,信托公司一般會采用統一的信托合同模板,符合前文“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的特征,但是否符合“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呢?

     

    從信托公司角度來講,所有投資人權益均應一視同仁,因此,一般情況下,信托公司不會同意與部分投資人修訂與其他投資人不一樣的合同條款。試想一下,一個涉及100位投資人的信托項目,約定了100個管轄地,如果出現訴訟,將給信托公司造成多么沉重的負擔。但是,“不同意”并不意味著“不協商”,信托業界人士都知道,如果碰上大資金客戶,比如銀行等議價能力很強的個別投資人,約定在銀行認可的管轄法院或仲裁也是十分可能的。而民訴法第31條規定的格式條款定義是滿足“不協商”條件,而非“不同意”,所以,即使信托公司不同意將管轄地改為投資人意愿之地,但只要與投資人充分協商了,且投資人接受并簽署了合同,也不能將管轄條款視為格式條款。

     

    因此,視“協商與否”,才能判斷管轄條款是否屬于格式條款。

     

    綜上,“是否與投資人協商”,是判斷信托合同管轄條款是否無效的重要依據。

     

     三、如何證明信托公司已就相關條款“與投資人協商”

     

    最高院審委會委員楊臨萍(最高法民二庭庭長)在《關于當前商事審判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講話談到賣方機構對其是否履行了了解客戶、適合性原則、告知說明和文件交付等“適當性”義務等案件事實,應承擔舉證責任。據此,信托公司是否與投資人協商的事實,應當由信托公司承擔舉證責任。

     

    承擔舉證責任首先應當有證可舉,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信托從業人員應從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出發,以合理的方式避免信托合同中的管轄條款被認定為無效。具體來講應當注意以下五點:

     

    1、特別提示或說明管轄條款;

    2、特別提示或說明必須是在合同訂立時作出,也即信托計劃推介時;

    3、特別提示或說明的具體方式包括文字、符號、字體等特別標識(具體可以包括將合同中的相關字體加粗、添加下劃線、使用斜體,要求委托人手抄相應條款或在風險申明書中單列等),以及應信托投資人要求對相應條款予以說明;

    4、所采取的特別標識必須足以引起對方注意;

    5、信托公司應保留相應的證據,如進行信托產品推介時進予以錄音錄像,進行合格投資者風險適應性調查等,并按公司的規章制度存檔備查。

     

    除了管轄條款之外,信托公司更應注意以下兩點:

     

    1、信托公司應全面梳理合同文本中需要重點說明的條款。

     

    管轄條款一般列于合同后部,多數信托經理甚至法務平時并不放在眼里,都覺得屬于理所當然的條款,本案例的出現算是給大家上了重要一課,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建議信托公司法務部應當全面梳理可能被認定為格式條款的相關條款。

     

    2、信托公司應當采取適當措施,避免相關爭議給公司造成損害

     

    根據《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信托公司證券投資信托業務操作指引》及其司法解釋和銀監會的監管規定,信托合同通常會對信托產品存在的風險進行全面揭示、明示信托計劃不承諾保本、不保證最低收益,信托公司不承擔兌付責任等,并對其他免除或者限制信托公司責任、限制投資人權利的條款進行重點說明和提示。

     

    具體措施可采用:

     

    1、信托公司可通過對文字進行加粗、加大或增加下劃線等方式,向投資人予以提示和說明。

     

    2、在信托計劃說明書以及風險申明書中可以反復對信托計劃的重要內容進行說明和提示,并要求投資人在信托計劃說明書上簽字確認。

     

    3、可以在風險申明書設置手抄條款,要求投資人在風險申明書上手寫確認信托公司盡到了提示義務,委托人已認真閱讀信托計劃的相關文件,對信托產品的相關內容和風險已知曉并完全理解。

     

    4、合同簽訂時堅持面簽原則。如果條件具備,面簽時信托公司應當雙人面簽,當面向投資人解釋說明信托計劃的重要內容,了解投資人的真實狀況,判斷其是否具備相應的投資和風險承擔能力。面簽全程錄音錄像。一旦推介環節發生糾紛,完整清晰的錄音錄像將成為證明信托公司合法合規推介的有力證據。

     

    5、如果信托公司委托第三方金融機構進行推介的,還需要注意對推介機構的員工進行培訓、交付推介材料的需合法合規并將推介的相關證據留存等。

     

    四、其他問題與建議

     

    本案還有兩個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1、投資人同時起訴推介機構與信托公司,法院認定信托合同管轄條款無效后,直接以推介機構所在地為由行使管轄權是否存在問題?本案是以營業信托糾紛為案由立案,最終卻以推介機構所在地確定管轄法院,筆者感覺已嚴重違反案由相關規定,并已突破合同相對性,有必要進一步深究。

     

    2、他益信托的受益人是否屬于消費者?

     

    與其他類型金融產品投資人和受益人都是一體不同,信托分為自益信托和他益信托兩種,自益信托由于委托人與受益人屬于同一主體,應該不存在爭議,但他益信托中,委托人(實際投資人)與受益人分屬不同主體,受益人是否屬于消費者呢?

     

    關于他益信托中信托受益人的身份認定問題。如按認定為消費者并直接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認定,則可能會導致投資與消費的邏輯發生混亂,所有的投資是不是全部會被認定為消費?而如果將其認定為非消費者,則信托法規定又對受益人參照委托人權益進行保護。受本文的篇幅所限,該問題在此不再展開討論,但筆者認為后續有必要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文章的最后,筆者想結合我國信托行業的現狀,就立法和司法提幾點自己的思考和建議

     

    第一、司法系統應當尊重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原則作為民商事領域的一個基本原則應當得到法院的尊重。簽約各方所簽署的合同如果沒有違反法律或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則,就應認定為合法有效并對簽約各方具有約束力,司法機關不應輕易認定合同中雙方當事人商定的條款為無效。

     

    第二、合同相對性原則不應隨意突破。合同具有相對性,通常來講只對簽約各方具有約束力。特別是在信托領域,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可能既簽署信托端的合同又簽署交易端的合同,但契約關系通常只能對簽約各方有約束力。在處理案件時司法機關應理順法律關系,查清事實,而不能越俎代庖利用手中的司法審判權任意突破合同的相對性原則。

     

    第三、立法機構應加強對信托領域的針對性立法。信托行業目前是僅次于銀行業的第二大金融行業,近年來發展迅猛,但信托由于其獨特的機制,在各方面與傳統金融行業有巨大不同,例如自益信托與他益信托、委托人與受益人設置等等。在新形勢下如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條文進行銜接,如何理清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如何規范信托公司或推介機構的推介行為、如何進行完整而規范的信息披露、如何打破剛兌實現投資者風險自擔等絕非靠監管機構發個文、出個監管細則或進行一下窗口指導就能解決的,針對性、銜接性的立法才能為信托行業的健康發展的提供指引和方向。

     

    此外,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正成為金融監管領域的發展趨勢,由此帶來的立法和司法上的變化對信托公司展業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金融消費者”概念的興起,信托行業的投資人是否屬于“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范疇,以及能否直接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相關法律解釋,需要進一步明確,這不僅是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責任所在,更是信托公司化解經營風險的現實要求。

    作者原系北京某核心城區法官,現為某大型國有信托公司法律合規部資深審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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